冬天到了，正是进补之时！
　　为什么秋冬之季就要“补”呢？所谓鹿茸补血、人参补气，以及“十全大补丸”、“大补汤”等等补药五花八门，从古至今，为什么民间社会如此酷爱“进补”呢？
　　俗语说“冬天进补，开春打虎”。冬天进补长期被视为强身健体的好方法。按照中医理论，“冬三月，此谓闭藏”，冬天属于封藏养气血的季节。中医根据周易、二十四节气及相关医理，发展出一套冬天进补的理论。这种观念并非今天才兴盛，而是由来已久。早在明清时期，社会上好用补药的风气就十分盛行。
　　明清社会，上至达官显宦，下至贫民百姓，都对补药的疗效深信不疑。在富贵人家，不管有病没病，都喜欢经常服一些补药，所谓“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民间社会，迷信补药已经到了“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的地步。参附指的是人参和附子，这在当时是最受欢迎且价格不菲的补药。清代医生中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疯狂进补的危害，呼吁要理性对待“进补”。尤其是患病之后，用“温补”的办法治病并非有效手段，应当根据病情辨证施治。但是，由于“补”的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富贵人之死于温补者固为常事”。
　　清代名医徐大椿将社会上温补之风泛滥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是元代以后，中医温补学派兴起，对滥用苦寒治病的方法进行过度反弹，结果导致温补流弊盛行。徐大椿认为以某些补药“治百病之说，荒谬不经，贻害无穷”，为此他专门著《医贯砭》二卷，对赵献可的医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二，庸医害人。在温补流弊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医生，有些医生学艺不精，“不能指出病名，唯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更有甚者，有些医生为了大卖人参、鹿茸等补药，从中牟取暴利。第三，明清社会，补药被认为是最好的药品，一般患者心理“喜补而恶攻”，医生为了迎合患者心理，减轻责任，常常为患者开补药治病。
　　《洄溪医案》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嘉善县有一名叫张卓舟的年轻人，未满二十岁就患有流注病，下半身溃烂，病得没了人形。为了活命，长期服用人参治病，数年来花费二三千两银子，但丝毫不见起色。后有名医前往医治，只以大活络丹配上外敷的拔管生肌的药物治疗。起初这个药方被其他医生嘲笑，病家也不信任，结果却药到病除，以极少的花费治好了张卓舟的病症。
　　由于迷信补药，过度进补成了全社会的风气。作为补药之王的人参、鹿茸，最受老百姓欢迎。因此，人参和鹿茸的价格，数百年来一直上升。以人参为例，康熙年间，购买一两人参的要花费一至二两白银不等；贵一些的人参一两，需要花费白银四两才能买到。而到了乾隆年间，人参价格上涨十几倍，服食一两人参，对于小康人家，往往需要倾家荡产购买。
　　由于人参贸易的兴盛，到了清代，清政府甚至将人参列为朝廷专卖的重要经济商品。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崛起正与人参贸易有着重要的关系。
　　明代以后，江南地区温补文化逐渐崛起，南方汉人酷爱吃人参，认为吃参温补身体，能治百病。明朝中叶以后，东北边境货物贸易以人参贸易最为兴盛，后来因为过度开采，甚至将大摩天岭附近地区的人参挖尽，不得不多次转移挖掘地区，导致野生人参的价格节节攀升。女真人从人参贸易中获利，积累了雄厚的财力，而这些从汉人手中获取的利益，最终成为努尔哈赤所部在军事斗争中获取霸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努尔哈赤及其后代皇帝，清楚了解人参挖掘甚至关系到立国根基，对此十分重视。
　　满清入关以后，八旗的王公大臣划分参山，分配挖掘地区。在自己的参山，可以动用手下任意挖掘人参，但是越界挖人参，被严厉禁止。清朝律令中对越境采参行为有严厉处分。到了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由于八旗的参山基本上被挖干挖尽，分山制形同虚设，没有实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康熙决定全面停止八旗子弟的采参权，改由商民凭票采参。
　　这般大规模的采参，还是不能供应全国需要。有计划地种植人参，在很多地方推广。不过，民间社会更认可野生人参的药用价值。
　　中国人爱吃参的风俗习惯被西方人得知后，让他们大为激动。因为这种人形的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等山林中大量野生生长，但是从未被当地人重视。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来华航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放洋，历经半年，到达广州的黄埔。这艘船上载有人参437担——这是少数能激发中国人强烈购买兴趣的货物。这四百多担人参，卖出白银80410两，使英美商人兴奋若狂。于是，他们将人参不断运送至广州，以每担170两至188两不等的价格出售，大获其利。从此，“花旗参”或者“美国西洋参”的大名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除了人参，鹿茸、熟地、肉桂、附子等温热滋补之品都被民间视为良好的补药，不仅患病时吃，不患病时也常被作为补品服用。时至今日，由于医学昌明、科学进步，社会大众已经能理性对待进补，尤其是患病之时，需要对症下药，盲目温补的风气已经被逐渐抛弃。

小说《厉害了我的国：不为人知的历史》 康熙为何禁止挖人参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