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的处境

毫无疑问，在庞大的医疗队伍中，民间中医是最遭人诟病和诋毁的群体。这些起点各异、来路不同的散兵游勇，虽然同样从事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职业，但一直以来屡遭怀疑和贬损。他们不仅在外界口碑不好，而且在中医内部也受尽排挤和歧视，成为一个生存艰难、毫无庇护，对上怕被查处、对下怕有纠纷，在夹缝中煎熬的职业。轰动一时的浙江金华倪海清假药案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时隔多年，人们仍在议论。

我曾看过一个民间中医写的《人生有一种悲哀叫做：我是一个民间中医》的文章，文中描述了民间中医的艰难、委屈和痛苦。民间中医是一个新生的词语，追溯源头，中医自古就以民间的形式存在，它是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后来出现官方与民间两大阵容，是因体制形成的分野。按理说中医可以不问出身和来路，作为经验医学，中医的源头来自民间，那辽阔的山野河川才是中医药的生存之根。上溯岐黄、下迨至今，民间中医与劳苦大众有着鱼水之情，长期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医生队伍里，民间中医是地位最低下的，有很多人至今没有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骗子居多，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民间中医还是有职业操守、有自律精神的。他们遵循郎中父母心的古训，在乡间一边劳作、一边兼职行医。有些是祖传数代，从未中断，如专治骨伤、蛇伤、烫伤、烧伤、风湿、肝病、皮肤病、妇科病等。他们在当地有固定的救治群体，有明显的疗效，有良好的声誉，因此，大部分民间中医与病人关系密切、相互信任、无话不谈。正因为有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作为基础，民间中医才能在艰难中延续、在暗夜里发光。

大多数民间中医不会以治病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他们世代相守，默默无闻，居于偏远山寨，不为人知。几乎从来不去做广告宣传，一直都在家乡村寨中进行小范围行医，把一技之长当成积德行善的家风，往下传承。所以说，对于民间中医的评价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简单片面地将民间中医等同于江湖骗子、阴阳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施行之后，对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将进行认证审核，确认安全有效的允许开堂行医，那些苦盼春风春雨的民间中医，终于见到了一线光亮。但有了好的政策，还需要有效贯彻，避免下面执行时出现偏差，甚至完全走样。要让有特长的民间中医名正言顺地挂牌行医，还有很多环节需要理顺、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当下资讯便捷、网络畅通、法制不断健全，已经到了该给民间中医正名的时候了。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中医除了本身的医药价值，还有深厚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历史记忆等属性，所以必须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去审视民间中医。

一直以来，民间中医这个称谓就显得概念模糊、边界不清，甚至带着明显的歧视和贬义。简单划分，一般认为没有官方颁发证照的属于民间中医；另一种说法是非科班院校毕业，跟师学徒，或自学行医的属于民间中医。还有采用专业技术职称进行区分，无技术职称的属民间中医。为此，民间中医给人的印象都是游走四方，卖狗皮膏药，自吹自擂的江湖佬。

为了证明高手在民间，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是中医的痴迷者、维护者、支持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是民间中医治好了我40多年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是中国的国粹，而且是国粹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我愿意为了中医药去呐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教授朱抗美，已故的原国家中医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曾深入基层调研，多次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不遗余力，为民间中医药发展鼓与呼！

复兴中医，少不了民间中医的加盟助力，抢救整理民间特色疗法和传统技术，挖掘、推广民间中医单方、秘方、验方，发现更多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传承好、保护好、发展好；提高民间中医的贡献率，让疑难杂症的患者少花钱，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的民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后，吉林省中医主管部门专门举行了一次民间中医论坛，在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甚至是含泪倾诉心声，他们热切地盼望官方认可，给他们正名。大家相聚一堂，广泛交流探讨，互相学习。论坛结束时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进行了特色疗法的现场展示，尽显民间中医的绝活。如古法九针、徐氏刺血药罐急救疗法、中药祛瘀温经散寒生理光照射三步助孕法、颈椎错位的一分钟手法整复、单氏中医诊疗方法、德昊堂一电砭疗法、理血通脉组织整复疗法、徐氏拨筋正骨法治疗脊柱相关疾病经验、周氏疬疮膏、国新骨痛膏、太乙热灸疗法、滑膜膏穴贴、扪筋切骨法治疗膝关节炎错位经验、滞针术与定时取穴法等20多项民间特色疗法纷纷亮相。项目传承人集中交流，分别展示了中医特色疗法或传统技术，这次论坛堪称中医界的“武林大会”，展示了很多祖传三代以上的独门秘方、看家本领、特色疗法，让人惊叹不已。

对民间中医的绝活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推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实践证明，民间的确有不少奇方妙术、特技高人，要设法让他们发扬光大、服务社会、有效传承。

民间中医是医疗队伍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古时民间中医称为走方医，即行走在乡间的医生，又称草泽医、串医、铃医，他们“负笈行医，周游四方”。清代著名医家赵学敏著《串雅内外编》，对走方医有详细记载，称走方医医术高明：“走方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甚至“使沉疴顿起，名医拱手”，“往往奇验，比之世为名医、自大之辈，似又胜之”。

相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患暴痢，求治于名医无效而病危，无奈之下其妻向草泽医买药一帖，竟然一服而愈，药到病除。走方医多有专长，是中医临床最早的实践者。他们用针灸、刮痧、拔罐、推拿一类疗法，简单易行、疗效明显，常可治愈令许多医者不知所措之症。

关于民间中医，首先我们必须公正地对待他们，抛开世俗偏见，看其医术优劣，看他有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治疗方法是否安全有效。以中医骨伤为例，现在医院对骨折全都采用手术，而过去传统中医治疗骨伤方法简便验廉，用夹板、石膏、绷带固定法，外敷草药，自然康复。而现在哪怕是小指骨折也选择打钢钉，绝对不会用小夹板，因为小夹板收费标准不超过两百元。只要打了钢钉，上了石膏，用了消炎药，费用至少千儿八百。长此以往，传统中医骨伤疗***面临失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中医的“简便验廉”反而挤压了自身的生存空间，只有在慢性病、老年病、疑难杂症、绝症等方面，现代西医甚至现代中医受到挑战时，才有可能成为民间中医坚守的阵地，展示特色优势的机遇。大量的秘方、专药存在于民间，正因为这样，外人才会觉得民间中医专挑治不好的病来欺骗病人，然而除了少数江湖骗子，不少民间中医确有一技之长。

由于民间中医没有带徒资格，所以有些老中医，行医半个多世纪，八九十岁高龄，仍然后继无人。造就一名好中医不容易，中医药的人才成长过程，与西医相比要长得多，而且对悟性的要求高得多。西医西药实行了标准化，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只要按照标准执行，达到了要求就行了。把这个标准牢记在心、熟练应用，考个行医执照，往医院门诊室一坐，化验单一开，等检验结果出来了，就可对照标准开药。而真正的中医不可能进行这样简单的程序化操作，其微妙之处主要靠人去领悟。还有一个原因，即使是找到了跟师的机会，师傅也不想传授太多的真本事给徒弟，担心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于是宁可技艺失传，也不愿外传。

因此，民间中医的难，难在很多方面，既有外在的，也有自身的。对于民间中医的问题，不可一边倒，要冷静分析，客观判断，不提倡无原则的豪迈高蹈和狂热追捧，也不能刻意去贬损抹黑。

当我们客观看待的时候，就能发现民间中医自身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队伍鱼龙混杂，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比如一些专治性病的黑诊所以及黑牙医、黑妇科，采取欺骗、恐吓的手段，有意夸大患者症状，把小病弄成大病，甚至使用违禁药物，伤害病人身体。治病时不切实际，喜欢在患者面前讲大话，包治百病。这一类居心不良、不学无术的江湖“名医”，严重损害了民间中医，甚至是整个中医界的声誉。但是整体来说还得看主流，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劣迹，就去否认所有的民间中医。

2017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这个黑锅，民间中医不背》。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民间中医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很容易被当成江湖骗子遭到“诛杀”。整治骗子乱象，必须正本清源，给民间中医留一条生路，满足群众求医问药的需求。

对于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必须坚决查处；而对于确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则要给予支持。

刘洪滨，一个3年间以9个身份活跃在多个地方卫视的“专家”，2014年以来，先后以北大专家、苗医第五代传人、祖传老中医等身份推荐各种药品、保健品，为不同的虚假医药广告代言，堪称“中国最忙的虚假医药广告表演艺术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迅速做出回应：此人不具有中医医师资格、未在中医医疗机构任职，也不是电视上所宣称的“苗医传人”。

从张悟本到刘洪滨，老百姓为何会轻信“专家”？关键是国民健康素养偏低。据调查，我国具备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的居民不到10%，人们不了解中医药的基本常识，无法分辨真假，加上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审查不严，为“神医”和“神药”提供了生存“沃土”。

由于虚假广告的影响，在公众心中形成了中医或多或少都是骗子的印象。尽管这些人和中医没有半毛钱关系，但黑锅却要中医来背。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污垢，必将给中医药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

官方中医的傲慢与偏见

在官方中医与民间中医这两大阵容中，如果要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借用“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似乎非常贴切。民间中医长期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要为上门求治的病人解除病痛，另一方面又因无行医资格，将承担非法行医的风险，有人形容他们为“悬崖上的草医”。

在那些口若悬河的教授、专家眼里，民间中医的祖传秘方只是旁门左道，全都是江湖骗术，所以从骨子里瞧不起他们，在内心排斥他们。而民间中医则认为，官方中医一向对他们歧视打压，即使主动接近，官方中医也是极端傲慢，找不到沟通的途径，根本没有兴趣与民间中医对话。官方中医只热衷于闭门造车、炮制虚假论文、巧立课题、捞取好处、套取名目繁多的项目资金。

民间中医认为自己靠本事闯江湖、单打独斗，完全有资格把官方中医视为依靠体制喂养的庸医。两大阵容各执一词，究竟该听信哪一方的陈述？我作为一个蜻蜓点水式的调查者，很难凭感觉做出准确的判断。要想在短期内完全了解中医药这个庞大的行业，谈何容易？面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每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一个深不可测的江湖。我曾间接采访过湛江一个做水产品批发的老板，他说每月可以批销600吨带鱼。600吨带鱼是个什么概念？拿澳大利亚来对比，湛江老板一个月的销售量，可以抵得上整个澳大利亚一年的销售量。从此事可以窥斑见豹，中医药市场有多么庞杂，其中的水有多深，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简直太难。

在采访调查中，我渴望找到一条探寻的捷径，深入其间并轻松地翻越前方阻挡视野的大山。可现实中哪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只有亲临现场、深入一线，开展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才有可能抵达事情的真相。

一年的行走，从南到北，我结识了一大批民间中医，掌握了许多真实的事例。为了避免隔靴搔痒式的肤浅评说，我不妨利用一些真实的细节来讲述，以便更客观准确地呈现民间中医的真实状态。

实话实说，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医药行业会有如此森严的官阶等级。在明清两朝，中医曾以太医院为最高权威机构，兼具卫生部、总医院、医学院和保健局四大功能。但是分布在民间的地方中医并没有严苛的制度，从业者自治自律，而且医者与患者一团和气，从不猜忌。郎中父母心，能托付生命的医者是最可信赖的人，他们的话从来不用怀疑。可是这种美好的状态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然后急转直下。

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此，中医有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有衙门便有官员，有官员便有等级。自古就有“医官”的称谓，现在不再是一个务虚的谦称，而是制定政策、发布号令、掌管生杀大权的阶层。之前我无法想象中医行业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医生在治病之外还有一个更诱人的江湖，于是很多本该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人，开始热衷于职称职位、晋升提拔，与级别官衔勾肩搭背、与权力利益相互纠缠。

2016年9月4日，由农工党中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中医科学大会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召开。作为一次国际性的中医药盛会，惠州借机把罗浮山景区打造为中医药养生休闲基地。罗浮山作为道教圣地，由于葛洪的到来，这一方山水声名鹊起、底蕴大增，从此与中医药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历史，事物常以圆形的状态回旋。谁也预测不到，葛洪存留后世的中医著作《肘后备急方》会成为屠呦呦的神助之书，让她突破了科研瓶颈，成功提取了抗疟效果高达100%的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奖”；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后引起海内外学界对葛洪的高度关注。

东晋时期的葛洪早已远去，而遍地药草的罗浮山，依然草木青绿、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当年葛洪行医采药，救治百姓的故事，在罗浮山里四处传颂，流传至今。

民间中医的抗癌调查

民间中医治疗癌症是否真实有效？这个根本不用问卷调查，绝大多数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完全否定的。为了探寻究竟，我专程去往广西玉林市陆川县，采访中草药治愈癌症的民间中医谢琼英。

说实话，对于中医治愈癌症的信息我一直心存怀疑，在采访中也显得非常谨慎，从不敢轻信。所谓祖传秘方、偏方、中草药治疗癌症我总是半信半疑，那么凶险、恶毒的疾病，中草药能控制得了吗？

赴广西之前，我从不同渠道获悉中医抗癌的一些相关情况，经出版家卢家明先生推荐，我知道了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首席教授周岱翰。这位被称为与癌魔争夺生命的国医大师，谈到癌症时也是神色庄重，满脸严肃，没有半点轻松之感。他说癌症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恶性度很高，发展很快的，像飞鸟，称为鸟癌，如肺癌、肝癌等，中医治疗着重扶正补虚，争取带瘤生存；另一类发展相对缓慢，阶段性、跳跃性进展，像兔子，称为兔癌，比如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治疗上宜攻补兼施，通过祛邪而带瘤生存；还有一类进展很缓慢，像乌龟，被称为懒癌、龟癌，如甲状腺癌、前列腺癌和部分乳腺癌。很多龟型癌症还可能会自然消失，这类肿瘤往往容易成为当前过度治疗的重灾区。

周教授认为，这种进展缓慢的肿瘤是中医治疗的用武之地。中医抗癌、带瘤生存的观点消除了我部分疑虑。但纵观那些声名狼藉的江湖大师，打着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的招牌，当初显得光芒四射，最后无不成为骗取钱财、害人性命的闹剧。从神医胡万林，到众人崇拜的气功大师王林，直到闹出命案才露出狐狸尾巴。凡是坑蒙拐骗的江湖神医，百分之百打着中医的旗号，用祖传秘方的幌子来糊弄病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敢说自己使用的是西医成果，骗子对于西方医术一眼漆黑，因此不敢轻易造次，他们担心张嘴就会露馅。

我获知广西陆川的谢琼英用草药抗癌的消息时，正好在广东了解新会陈皮、阳江砂仁、化州橘红等岭南道地药材的种植情况。考虑到化州与广西只有一山之隔，于是决定转道陆川，深入实地了解谢琼英中草药治疗癌症的真实情况。

在一趟缓慢的老式火车上，我闭目遐想逆行的时光，先人尝遍百草而治百病，冒中毒身亡的危险，去获取有效的治病经验，这种造福大众的牺牲精神，在当下显得十分稀缺。现在不说为别人治病去尝试各种药草，就是给自己治病也未必敢去试验。

匀速行驶的火车在两广交界的隧道中穿行，洞壁上变幻的光影让我想起深山采药的画面，好像神农的影子正从车窗外飘然而过。此时，火车一声嘶鸣，我的身体猛然一震，睁开眼睛发现前方阳光刺目，火车轰鸣着钻出了隧道……

祖传秘方属于经验医药的产物，其拨云见日的治病功效也像洞穴中穿越黑暗的光亮，但是祖传秘方在利欲裹挟的洪流中被冲击、被污染，从而成为一个含义复杂的医学名词，它既有珍贵神奇的一面，又有虚假欺骗的属性。陆川之行我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无论是真功夫，还是假把式，我都得去探听一下虚实，况且广西还有大型的药材市场、有无峰不秀的十万大山、有神奇的壮医壮药……

为了获知真相，我的调查从外围开始。在陆川火车站对面的小餐馆，我像地下工作者，与谢琼英的儿子阿桦接上了头。我们一边用餐、一边交谈，从他的讲述中，我掌握了基本情况。谢琼英的治癌秘方并非使用神鬼巫术，而是在深山老林采撷各种药草，通过特殊加工配伍，再进行对症治疗。

听完阿桦的简要介绍，我终于松了口气，既然是中草药治疗，感觉比较靠谱，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一半。如果是靠画符咒、拜菩萨、喝仙水，那我谈完立马转身走人。

阿桦是个憨厚的汉子，他平时在东莞务工，每年必须回家一趟。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帮助母亲上山采挖药草。母亲年龄大了，没有体力再去爬山。起初那些药在家乡附近的山头都很容易采到，如今资源越来越少，最远的要到上百公里外的大山中寻觅。

作为年轻人，阿桦爱思考，遇事总会问个为什么。开始采药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收效甚微。由于开始没有掌握任何规律，只是信马由缰，毫无目标地进山，能否遇上药草，全靠运气。后来发现这种笨拙的方法如同大海捞针，有时穿越了无数的大山丛林，最后连药草的影子也没见到。那段时间母子俩为了找药，风雨无阻，披星戴月，筋疲力尽，却经常空手而归。

经验是逐渐积累的，时间长了阿桦终于摸到了一些窍门，他对生长药草的山头沟壑仔细观察，对地理地貌进行反复比对。从植物、风向、水流、日照各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从水中青苔生长发现了玄机，凭这个特征就能判断一个地方有无他们需要的药草。

阿桦说，当他找到了规律后，再去采药果然事半功倍。其实不管哪种药草都有生长习性，正如民间流传的歌诀：“解表草药路边坡，利湿草药湿地多，清补中药深山谷，通络藤本密林窝。”说来真有些神奇，中草药的生长环境都有一种药用的指向，大自然遍地密码，奥妙无穷，隐藏着无数未解之谜，值得人类永远探究。

熟悉这些草药之后，阿桦有了更大胆的设想，他想把药草移植到房前屋后的菜园，进行人工种植。如果能成功种植，既可省工省力，又可规模化生产，降低药用成本，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自然界有太多的制衡，草药移植回来情况不对，不管如何殷勤侍候、施肥洒水、松土遮阴，它总是愁肠百结、闷闷不乐，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从春到秋，药草不但不长，反而无精打采、蔫头耷脑，最后弄得叶片枯黄、奄奄一息。

对这事阿桦始终没有弄清个中原因，他猜想是水土不服，于是专程到挖药草的山头把泥土背回来，甚至把小溪水也背回来，心想这回总该成功了吧。谁知培过新土的药草还是老样子，没一点回缓的迹象。后来阿桦干脆把药草移回山里，事情就这么奇怪，移回山里的药草很快就生机盎然、一派繁茂。

既然移植不成，阿桦又试探异地采药。他奔赴粤、琼、云、贵、川、鄂、湘、赣等周边省市寻找，除在云南发现过其中一种，其余几味药草一样也没遇见，哪怕是纬度相同的地区也没有踪影……

为了进一步探访真相，当天下午两点，我终于见到了治癌秘方传人谢琼英。

一个生活在凡尘俗世中的普通人，视野和经验十分有限，上天给人的机会不多，长不过百年，所以依靠自己逐一摸索、重新发现，那样的方式肯定无法走远。因此，但凡当下的成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助外力。任何一个祖传秘方，都不是神灵赐予、天外来物，而是很多代人的反复实践和摸索，凝聚无数人的智慧结晶。

从家族排序，谢琼英是第七代传人，通常情况下，祖传秘方每代只传授一人。上代是奶奶，中间跳了一代，直接传给了孙女。本来这种家族机密是传男不传女的，为何奶奶会隔代传授？我带着这个疑问，与谢琼英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

谢氏是从北往南迁徙的客家人，由于家里缺少有悟性的男丁，加上谢琼英很小就在奶奶身边长大，平时出门诊病，或上山采药，谢琼英像尾巴一样不离奶奶左右。

她说当初奶奶也不知道她会有这个悟性，带她出行纯属无奈，1959年至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饥荒严重，饿殍遍野，奶奶怕孙女饿死，特意带她外出行医，熬过灾荒。

10岁那年的夏天，有个病人上门求诊，碰巧奶奶已经外出，那个时候的谢琼英已懂得待人接物。她赶紧招呼病人，让其先坐下休息，并且还端来茶水，递上蒲扇。病人在堂前等了好久，还是不见奶奶回来，于是显得有些焦急。为了安慰病人，谢琼英询问病人哪儿不舒服，病人指着自己的脖子，谢琼英上前用手轻轻触摸病人的患处，很快就在病人的颈部摸到一个鸡蛋大的肿块。谢琼英用手指压着肿块，感觉那儿硬邦邦的，于是摇摇头，默默地退到了屋外。

走出门去的谢琼英心怦怦直跳，病人的年纪并不大，但很显老态，这时“癌症”两个字像一道电光，从她心尖上闪过。等奶奶回来诊断，结论果然与谢琼英判断的一模一样。从此往后，奶奶对这个小孙女刮目相看。

1963年奶奶病逝，当时谢琼英年仅13岁，她感觉奶奶的离去就像天塌了，她突然失去了依靠。守灵的那几天，家里一大帮儿孙，谢琼英显得最为悲伤。她是她那一辈人中的老大，平时陪奶奶的时间最多，那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只有谢琼英自己能够体会。

奶奶说走就走了，她老人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比如医术和秘方的传授。面对这个问题，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谢琼英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对于奶奶的诊治方法有所领悟。可是毕竟年纪太小、未经世事，面对凶险的疾病，她还是没有胆量去诊治病人。

转眼奶奶过世一年，做完周年祭奠，谢琼英终于从忧伤的水底爬上了岸头。

尽管或远或近的村人知道奶奶不在了，但隔三岔五还是有病人寻上门来。起初谢琼英不敢接诊，但不接诊又不忍心看着那些患者病情一天天恶化。就在谢琼英纠结不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梦见奶奶了，奶奶笑吟吟地喊着孙女的名字，样子与之前一样慈祥亲切。奶奶说：“阿英呀！你莫怕，只管大胆给人治病，有难处奶奶会来帮你……”

谢琼英含着眼泪，连连点头，她叫了一声奶奶，然后身子前倾，想扑向奶奶怀里。

大声呼喊的谢琼英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睁开眼，四周一团漆黑，她用手按住自己狂跳的心，感到胸前剧烈起伏。呆坐在黑暗中的谢琼英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原来刚刚经历的是一场梦。

谢琼英感到无法退缩了。她知道，不听奶奶的话，奶奶会不高兴的。想一想，治病倒是可以，但需要用药，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草药，怎么办？

好在谢琼英以前跟奶奶上山采过好几回药，但并没有完全掌握识别的本领。到了山里，草木一望无际，哪些是草，哪些是药，根本分辨不清。要想在莽莽苍苍的山野中准确地找出所需的药草很不容易。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认不准药草没关系，家里还有奶奶留下的药草标本。谢琼英带着标本上山逐一比对，摸索了一段时间，渐渐心里有了谱。

1968年，谢琼英接诊了第一个病人，是一位肝癌患者，他服用了三个月的草药，病情逐日好转，能走路、能吃饭，肝部疼痛基本消失。半年后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接近正常。现在这位病人已经年近八旬，仍然健康地活着。为了感激谢琼英的救命之恩，病人让小女儿拜谢琼英为干妈，两家人成了亲戚，逢年过节备上礼物，登门拜谢，几十年从未间断。

对于治病过程我没有亲眼所见，如果仅听谢琼英单方面讲述，还不足以证明事实，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为了让采访继续深入，我们租了一辆车，决定到癌症康复者家里去了解真实状况。

技术娴熟的本地司机，开着漆皮斑驳的小车，如风一样穿行在桂东山区的乡村公路上。山里植被很好，亚热带特有的阔叶林遮阴蔽日，在七拐八弯的山路上，不时有牛羊横穿公路，它们昂着头，大摇大摆，列队前行，根本不把身后的汽车当回事。当车子贴着它们而过的时候，我看到每一头牛羊都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如同悬崖峭壁中流出的山泉，清澈见底，没有一点杂质。这样的乡村景色让人感觉轻松舒爽，70公里的路程，往返一趟，花去了将近一天时间。深入如此偏远的山村，来一次很不容易，或许这一辈子也就仅此一次，今生今世与此地再无交集。如此想来，这种亲历山水的机会就显得弥足珍贵，于是除了用心记住周围的景物，还必须仔细了解这些癌症患者的情况。我想知道他们在心理上是否走出了癌症的阴影、身体是否真的已经康复……

谢琼英每到一户都送上一袋水果、一箱牛奶，还给了一户两百元钱。见到的第一位叫刘付玉华，她53岁那年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查出乳腺癌，听亲友介绍服用谢琼英的草药后病情迅速得到了控制。她提供给我一套完整的病历资料，从第一次查出癌症的CT片和检查报告单，到后来的专家门诊病历和缴费收据。我看到最新的一次检查报告单是2016年1月在玉林市人民医院做的，报告单上的各项指标已恢复到正常值。

另一位是谢琼英的伯父，叫谢明权。75岁时在玉林市人民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从医院回来后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女儿已经帮他把寿衣、棺木都准备好了，就等最后一刻降临。可是谢琼英不忍心看着受苦一辈子的老伯父就这样不治而亡，于是抱着死马还当活马医的心理，给伯父服了几天草药，没想到病情竟逐日好转，最后完全康复。现在老伯已经八旬高龄，不仅食宿正常，还能下地耕种。我看到眼前的老人面色红润，看他的精气神根本不像患过癌症的人。

1961年，潘老回到浙江，成立了浙医大二院第一个肿瘤科室，1964年，他又开辟出了浙江中医学院肿瘤科室。潘老自身很喜欢中草药，而恰好我对草药如数家珍，两人志趣相投，在这样的机缘下，潘老收下了我这个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关门弟子。

我一边做潘老的弟子，一边在浙江中医学院门诊部做副主任，看似各方面发展都越来越好。1989年，在我工作的第七年，我发现自己左手颤抖，起初并没在意，后来左上肢明显乏力，肌肉开始萎缩，手慢慢不听使唤，继而左腿迈不开步子，走路的腿如扫地一般，完全使不上劲。

我先去了浙医二院，拿到诊断书那一刻，犹如拿到一份***判决书：“运动神经元疾病”。顿时如五雷轰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病的得病概率很小，书上写只有十万分之四。我心存侥幸，肯定是误诊了。一路走来，天将降大任于我陈炳旗，不会这么快要收我回去的。

我又去省外的大医院看，上海华山医院、中山医院，江苏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不甘心，又跑到北京，在最权威的中国人民***总医院，测肌力、做肌电图，最后得出结论是肌体失神经改变并有巨大电位；再会诊——前角细胞病变，两侧手肌左臂明显萎缩，下肢膝、踝关节反射消失。依然是“运动神经元疾病”。

我一个人如一片飘零的落叶，游荡在路上，看着不争气的脚、不听使唤的手，我没有马上回到杭州，而是走进了国家图书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线生机。

我找出很多本医书，凡是和“神经”沾边的内容，都一页页仔细读过去。我看到一本当时国际上最权威的医学专著《西氏内科学精要》上写着：“运动神经元病，首先累及眼球部及肌肉、身体一侧的单个或两个肢体，对称的上肢或下肢或四肢同时发生肌肉萎缩和麻痹，目前病因不明，一般患者在2～7年内死亡。”

已经记不清我是如何坐上回杭州的火车，头脑一片空白。一路上我想了很多，想过去的人和事，想小时候在农村池塘里玩水差点被淹死，想到自己去世的父母，想到以前很多被自己治好的病人。越想越多，突然脑海里冒出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人都是要死的，不同的在于如何活着，那我现在不正活着吗？起码还有时间拼力一搏。

我在给病人看病时，也经常开导他们心情要放松，对抗疾病要树立信心，怎么临到自己头上，全部都忘光了呢？等下了火车，回到学校，我反而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老祖宗的书，我一本一本重新啃了一遍，希望它们能递给我一根救命稻草。从我自己当赤脚医生，再上大学、做医生的经验来看，针对神经元疾病用药的原则，有一条是肯定的：固本原、强心肾、调气血。千年健、地鳖虫、伸筋草、透骨草……这些药都有活血化瘀、祛湿化痰、补气养阴生肌肉的作用，应该从这些药着手。

我又回想起以前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中西医结合的神经学术研讨会，同行专家教授们对“神经元”患者提出四个“不能”的要求：人不能太胖，太胖动弹不了，负担更重；人不能太瘦，太瘦则神经没有营养，会加重病情；人不能多动，多动会损伤神经；人不能不动，不动神经细胞会加速萎缩退化。这四个“不能”几乎是长久以来中西医达成的一致原则。问题是长期以来，“神经元”病人都坚守着这个原则，他们活下来了吗？没有，既然没有人活下来，为什么还要守着这个原则？我决定要打破它。

于是我摸索了四分药物，六分锻炼的方法，紧咬牙关开始各种肢体锻炼，7年多过去，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加重，还逐渐好转了，手和脚渐渐有了力气，最关键的是，我打破了运动神经元疾病只能活2～7年的魔咒。

……

陈炳旗的经历充分说明，中医有深厚的内涵和广博的外延，民间中医有独特的经验智慧。传统中医与古代哲学、与文化艺术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学中医悟性是第一位的，有时找不到现成的方法，只能自己去领会摸索。

汤钊猷院士是我国权威西医专家，汤院士深刻反思了西医基于“消灭肿瘤”战略的抗癌术，并倡导从中医理论上发掘宝藏，鼓励医生和患者走“消灭与改造并举”的中国式抗癌道路，这是西医眼里的中医视角。汤院士在他的《汤钊猷摄影随想》一书中重点展示了三幅内景照——山西悬空寺、西夏王陵、应县木塔。汤院士说这三大古建筑，作为建筑文化精华常常引发他的怀古幽思。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完整系统的建筑学理论指导，人们却依然凭着经验，建造出了叹为观止的千年经典。那些高明的工匠，没有阐述任何建筑理论，但他们建造了绝妙的范本，这种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医药的价值。

汤院士认为，不同的癌症尽管各有个性，共性却是主要的，如失控的自身复制、抵抗细胞死亡、逃避生长抑制因子以及激活侵袭转移等。毋庸置疑，近百年来基于“消灭肿瘤”战略的抗癌战，取得了进展，但离彻底“攻克癌症”还有很长的距离。据统计，在常见癌症人群中，5年生存率超过50%的癌症种类仍寥寥无几。医生出身的作家冯唐，学医时专攻妇科肿瘤，但他发现治疗癌症希望渺茫，于是总结出：生命太复杂、癌症太狡猾，生死纠缠、一塌糊涂……

在采访中，我分别接触过不同层次的中西医专家，就民间中医治疗癌症的看法与他们进行交谈。很奇怪，一向相互抵触、彼此抬杠的中西医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竟然惊人一致。他们认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民间中医治愈癌症的例子只是特殊个案，孤例不成证，仅凭一两个例子说明不了问题。如果放在一个海量的统计数据面前，治好的少数几个癌症患者，只能视为一种巧合。放到一个大型的专业医院去考量，一个民间中医一辈子诊治的病人，也比不过大医院一个星期的门诊量。

然而如此说话的医生，患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前面提到美国花重金研制出治疗肺癌的新药，也只对1%的病人有效，这是为啥？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例一模一样的癌症。由于癌症不是病毒，是基因突变，导致每个癌症病人都有不同之处。中国60万名肺癌患者，其实更像60万种不同的疾病。所以，用一种相同的药物治疗所有的癌症，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

如此看来，反而中医药在抗癌方面还有许多潜力可挖，在未来极有可能创造世界性奇迹。就目前状况看，中医成功抗癌属于巧合也好，特例也罢，官方中医应该放下姿态，深入一线，广泛调查，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屠呦呦研究青蒿素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中草药里诞生的祖传秘方，在抗癌上到底是否有效，不能草率地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回顾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历程，也许对民间中医会有新的认知评价，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向他们致敬！

1981年，美国发现全球首例艾滋病，当时感觉艾滋病离我们还非常遥远，可到了1995年，我国艾滋病开始大规模出现。2004年，时任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深入艾滋病地区调查，发现早在国家还没有实行免费治疗的2001年，就有多路民间中医从四面八方主动深入到艾滋病村，免费为艾滋病人治疗，对稳定民心、缓解病痛功不可没。

贾谦后来描述，在调研过程中，他看到一贫如洗的患者，家徒四壁、生活悲苦，催人泪下。那些渴望致富的村民，不仅没有让家庭致富，反倒染上了不治之症。望着村庄周围的坟头，那些醒目的新土是刚刚下葬的死者。贾谦说，这些生命是无辜的，作为医生他感觉欠他们的太多。

后来国家开始给艾滋病患者免费治疗，经过临床实践，中医比西医的疗效略胜一筹。服用抗病毒药物者，有40%感到十分难受，甚至宁死不吃；另外40%服用西药后效果不错，但是必须每天服用，一直到死为止，一旦停药将产生耐药性。而民间中医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例服用后感觉不适，而且只服半年至一年的中药，就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停药后没有出现反复。中药虽不能完全治愈，至少可以控制缓解病情。

随着中医药技术的发展，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药物不断开发，应用更加广泛。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中草药那些出乎意料、不为人知的疗效。面对尚未破解的世界性医学难题，是否能从民间中医的身上受到启发、从中草药上找到突破，我们满怀期待、心向往之！

小说《寻路中医》 第三章　如何审视民间中医 试读结束。